starprince的生活日記

　　SARS的出現讓台灣乃至全世界許多地方都出現了輕重不一的恐慌現象，雖然台灣社會日常生活還算平靜，但從一些抗爭事件卻也看出此一疾病具有激起恐慌與衝突的能力。如果熟悉醫學史的教訓，那麼對流行病來到時可能引發的社會不安與衝突，就應想到該防範未然。

　　在人類歷史上，重大傳染病的威脅往往導致人們極度的疑懼不安，防疫措施又常會牽涉到人身自由與經濟收入等切身權益，疾病因此時而成為社會衝突的導火線。十九世紀霍亂由印度傳播到歐洲時，由於當時幾個歐洲國家正經歷著革命或重大改革所帶來的緊張衝突，加上不受節制的資本主義導致嚴重階級對立，霍亂的流行就成了引爆衝突的火種。資產階級批評窮人習性骯髒導致疾病散播，窮人卻懷疑有錢人在水中下毒，要藉機擺脫濟貧的負擔，結果引發多場暴動衝突。一八三二年霍亂初次傳播到英國時，由於當時規範醫學校解剖屍體來源的解剖法剛在爭議中通過，許多病人因而不敢前往醫院，害怕自己成為醫師解剖研究的對象，甚至還發生醫療院所遭暴民攻擊的事件。二十世紀初爆發的流行性感冒，一口氣奪走了全世界超過二千萬人的性命，因為那時微生物學還不夠發達、對病毒的瞭解也不深，有一些落後民族甚至把感冒當作是邪靈入侵來對抗...其實在疾病史上，這一類的例子，還有很多很多。

　　如果真的要討論，SARS和人類史上幾個重大傳染病，不管和中世紀的瘟疫、十九世紀的鼠疫、霍亂、二十世紀的感冒大流行相較，SARS迄今感染與致死的人數都低很多。有不少醫學專家認為SARS的傳染力並不很強 ( 至少不像流行性感冒那麼強 ) ，也不算特別致命。WHO網站公布的統計顯示，自去年十一月初至今年四月底，死於SARS的人數共有三百七十二人。同一個網站也告訴我們，全世界每天有三千名兒童死於瘧疾。事實上，在最近的這六個月，全球有數以萬計的人死於感冒、肺炎或肺結核等相對「古老」的傳染病，而一般人甚至根本不會注意到這事實。我們日常生活的一些風險也比SARS來得大，在台灣出車禍的機率要比得SARS高出甚多，但社會對這兩種風險的反應卻大不相同。

　　不過這就牽涉到社會學的範疇，電影【MIB】裡最有趣的一句話就是：「一個人聰明，一群人就笨。」社會科學家對風險的基本觀察，那就是社會對風險的反應和風險的機率或嚴重性不必然成正比。但我們不能以此苛責人們無知與非理性，畢竟罹患SARS的機率雖低但這威脅仍是真實的，而且一開始時醫界對此一疾病有許多不瞭解的地方，而目前疫情會如何發展也難以準確預估，不確定狀態更容易引起恐懼。媒體不斷的報導更放大了這種威脅感。此外，風險有一個社會化的過程。SARS是新的事物，社會剛開始時沒有熟悉的因應模式，也沒有一套儀式行為來安撫它所帶來的不安。因此，會出現不成比率的不安與看似非理性的過度反應，並不令人意外。這種現象的因應之道是，防疫的資訊溝通與配套措施必須加強，社會潛在的矛盾 ( 如中央與地方、台北與「下港」的關係 ) 需要正視與處理。每年夏天台灣南部的登革熱流行，死亡人數都比這次的SARS要更嚴重，但是因為這個疾病始終侷限在台灣南部 ( 其實和氣溫有很大的關係 ) ，除了高雄市長選舉那一年被泛藍軍拿來作為修理謝長廷的工具以外，登革熱從來就沒有在媒體上得到同樣的重視。

　　最近隨著疫情的發展，常聽到的一種說法是：台灣太講究自由和人權了，我們應該效法新加坡的鐵腕防疫作法。史學家其實對這種論調也很熟悉。十九世紀法國就有保皇黨說霍亂是和革命以及共和主張一起傳播的。關於霍亂這樣的說法今天看來很可笑，但目前類似「向新加坡看齊」的呼聲，卻顯示台灣社會還是存留著威權性格。無論從中國大陸的疫情擴散或是從過去疾病史的例子來看，高壓威權手段不見得有助於疫情控制。但是這樣的心態其實是可怕的，就像電影【X戰警】裡自以為正常的人類，如何以無知和恐懼，醞釀成恐怖的「多數暴力」。我們因為恐懼AIDS，所以把所有的同志都妖魔化、污名化；同樣的狀況，我們懼怕SARS，所以我們認為把疑似感染者的住家、醫院、社區封了、讓裡面的人出不來、無法與我們這些正常人接觸就行了，至於他們的人權？只要我們張著「大我」的旗幟，「小我」 ( 尤其是，那是別人的小我、不是我的，畢竟我是被歸類於大我裡面的一份子 ) 是可以被犧牲的。

　　不知道怎麼搞的，我對這種作法感到噁心。